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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春秋】农民今昔之状况(散文)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09 15:52:47

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,“所谓金钱的崇拜,指的是一种信仰,即认为一切价值都要用金钱来衡量,金钱是人生成功与否的惟一尺度。”这种认识在社会中是根深蒂固的。长期以来,由于农民们经济都很拮据,因此,总被社会认为是人生最“不成功”的人群。

我所在的这里,是江南鱼米之乡,历史上富裕得让世人称赞。我出生在共和国诞生的前一年,从我经历的人生中,觉得现在的农民,在经济方面,也算是发财了!

我小的时候,农民们获得了解放,解除了旧社会苛捐杂税的负担,又有了自己的土地,在国家宣传的美好未来的鼓励下,我的父辈们对未来寄托着美好的希望,每天都在田地里辛勤劳动,虽然还是沿习着旧社会的习惯,但他们精神上都非常乐观。我那时只知道快乐的玩耍,没有对吃饭的问题有过任何的考虑,父母们也没曾说吃饭有什么难处。只是,大多数人家还住的是草房,人们的穿着多是“破衣烂衫”,不到过年,我们也没有新衣服穿。

1956年秋天,我读小学了。父母对我说,“现在的孩子真幸福,到时候就能读书了,我们却连学堂门也没有进去过,你要珍惜这么好的机会啊”。我当然很高兴,学习兴趣也高,学校的老师们都热情地教导我们,我的语文算术两门功课都让我自己和老师满意。

1957年暑假中,我所在的学校四个老师中有三个被打成了右派,关起来了两个,只回来两个,其中一个本来是共青团员,回来时却是右派了。学校又调来了两个小青年,教学的方法变了,我们的课上的很乏味,加上约一半是劳动课,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淡然下来。

这时候,已经办起了小食堂(以小队为单位的食堂),但是还基本上吃得饱。到了1958年,实行小村并大村,合并小队,成立中队,办起了大食堂。推行“厉行节约”,按大小人分级配给口粮、发给饭票,食堂的规模是一个中队,初办时是500个左右人口(后来人们为了谋求生路,跑出去很多,加上死亡,最后只剩下200个左右人口)。我们做学生的。说是配给半斤米一天(并逐渐减少,最少是二两八钱,有几天每顿仅发十六粒蚕豆),是六分饭票。可是,食堂里干部、炊事员们都要吃饱,还要养活他们家里人,我们实际吃不到所配给的份量,吃的质量很差,感到很饿了。与我一起入学的人,纷纷辍学去放牛——因为放牛有口粮以外的补助,还能够找到野食。

到了1959年,口粮进一步紧张,村上与我同时入学的七个人,就剩我一个人还在读书。从这一年的春末夏初起,食堂里供应的吃食,只是清水里漂些杂菜野草,很难见到米粒。这时候,许多人得了浮肿病。浮肿病肿到了胸口时,就会死去了。那时候,村上几乎天天死人,有些日子里,这个人死了还没有抬得走去埋,那个人又要死了,埋死人居然有了“专业队”。

中队为了缓解死人的情况,在公社医院要来了两个实习医生,设立了“医疗室”,给浮肿病人治病。其实,浮肿病是因为缺乏粮食所致,医疗室向中队要求了病号伙食,救活了一些人。但是,中队无法长期设置“病号伙食”,浮肿病人还是纷纷死去。这一年,我两度浮肿,所幸两度进入医疗室时,都得到了“病号伙食”照顾。由于我正当少年,生命力强,在医疗室的关照下,活了下来。

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里,我们其实是在鬼门关上逡巡,能侥幸活下来的人们,对这段经历都刻骨铭心,念念不忘。

1961至1962年我们这里实行着“责任田”,就是政府把本来已经收归集体的土地划分到私人家里耕种,目的是缓解共产风后,人们没有耕种的力气,怕土地长期荒芜。可是,农民们根据那些年的经历,思想上不相信那是真的“分田给自己”,以为是苟且举措,不少人不肯认真耕种,第一年还是没有脱离饿饭的困境。到了第二年,看到政策稳定了,才都郑重地种着分给自己的田。也是这一年,从初夏上季收上来后,大家才解决了没饭吃的问题。

1963年起,又实行集体生产,叫生产队(农民都是人民公社社员)。生产队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了1981年,差不多是20年。在这漫长的20年里,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,这里因为只是说农民经济,且不说运动的情况。当时的生产队是“自负盈亏”的体制,生产好坏,直接关系所在队的农民们具体生活。无论生产如何,都必须先完成国家征购(农业税和订购粮)任务后,才可以进行社员分配。生产队生产状况,好与歹差别很大,好的生产队可以做到社员吃饭有基本保障,而差的生产队,每人年平均口粮常在300斤以内,工分值0.25至0.30元之间,他们长期地要为吃饭问题伤脑筋。我当时所在生产队的生产,是附近中等偏上的,经济收入虽然很拮据,吃饭在尽可能节约的情况下,基本上还有保障。这里将当时我的生产队社员实际收入情况概述一下,以说明当时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。

我所在的生产队,是个比较大的生产队,有480多亩水田,常年总产稻谷,在20万斤上下(到生产队后期,由于化肥、农技的推广,亩产量提高得与“纲要”规定的800斤相接近了),征购任务七万多斤,240个左右人口,110个左右的出勤劳动力。年终分配,平均口粮常在450至500斤之间。粮食分配中,政策规定,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,给劳动工分分配。

当时没有计划生育,多是五口之家,一般是男女劳动力各一个。常年工分合计是320个左右(我们这里标准劳动力一年的劳动工分大约是240个左右,妇女80个左右)每个工分值,钱在0.7至0.8元之间,稻谷是1.7到2斤之间。这里且按照平均口粮480斤,其中百分之三十让工分去分配,一个人口的实际口粮是336斤。所有稻谷,籼稻价格国家规定是0.096元/斤。那些年,生产队分配的基本上都是籼稻,因此,分配的稻谷基本是按照这个价格计算的。下面按照工分值,钱0.75元,稻谷1.8斤计算,这个家庭的全年收入是:

粮食:口粮336×5=1680斤工分粮320×1.8=576斤粮食合计:2256斤。

经济:工分得款:320×0.75=240元粮食折价:2256×0.096=216.58元两比(即工分应得报酬款,减去在生产队进回去的物资,主要是稻谷)进款:23.42元。

一般情况,生产队平时总会给社员分配一点别的东西,比如自己队里出产的鱼虾,虽然分配了,但也作了价,在年终扣除。当时的五口之家,实际上是“基本平衡户”,没有什么款子进;只要当年不出现意外,也不会是大的超支户。

在年终分配时,如果是人口稍微多的户,或者因为“家运不好”,那一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,工分做少了,就会是“大超支户”。所超支的钱如果拿不出来,就要扣押口粮,等拿了钱来,才可以称回去——因为生产队所分配的物资,都作了价值,分给的粮食没有款子“买”,分配就不能兑现,进款的人就没有款子可以进。

而当时的政策是非常严肃的,规定人们只能在生产队里做工,不允许做任何挣钱的事,连饲养家禽家畜,也有严格规定。如果谁违反了,轻者会被没收“非法所得”,稍微“上纲上线”,则要被政治斗争。因此,农民们除掉在生产队劳动工分收入外,无法得到额外的收入。这些超支款怎么办?着实难坏了为数不少的超支户们!每到年终,或者到了春上还拿不出钱称口粮的,都急得团团转,演绎出了许多艰难的生活窘剧。

当年在一个生产队的农民经济状况都是一个模式,基本上没有穷富差别。因为只能在生产队得到工分报酬,平时根本谈不上用什么钱。日常必须的开支,只好千方百计另外想办法,比如养几只家禽,生几个蛋出售。如果遇到“大事”,如婚丧,或遭遇到了灾祸,便是很难办的了;孩子读书,虽然很便宜,也很难对付;想添新衣,是非常难的。

当时的物价用现在的标准衡量,都是很便宜的:食盐0.15一斤;猪肉0.73一斤,官价大米0.139一斤;细布(棉布)0.27一尺,等等。但是,除食盐以外,都是凭票供应,数量非常少。假设能敞开供应,农民们也无钱可买。公共汽车也有了,我们这里到县城是27公里,票价是0.65元。就是这样的物价,农民中标准劳动力劳动一天的报酬,完全不计算吃喝,也只可以买一斤猪肉;如果上一趟县城,回来的车费就不够了!

约20年的生产队生活,农民们年复一年的过着。因为已经是“饿不死”了,比共产风强多了,大家也都认为“生活提升了不少”。加上政治宣传说,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,展望未来,前途光明”,大家还常常歌颂幸福,循规滔距地生活着,但也经常地说,要是哪一天能不为吃饭犯愁,就算是发财了。

1978年12月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邓小平的主政方针,实行改革开放,万里来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。这一年的冬天,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看着这样的形势,私下订立了生死状,将集体的土地分到家里耕种。此事反映到省里,得到了万里的默许(当时没有张扬,大形势上仍然是坚持大集体生产)。附近农民们看了,“跟好学好”起来。1981年春天,我们这里的农民们看到临县农民分田到户没有犯法,不顾当时公社书记的压制,群起而动,只是在“一声响”的时间里,便自发地把所在生产队的土地都分到了自己家里,从此,开始了个人种田的生产。

分田到户后,农民们的稻谷产量直线上升,每亩年产量(包括复种作物产量),很快由原来生产队标榜“上纲要”就算了不起,而达到了两千斤以上。并且还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。农民们是勤劳的群体,便利用农闲时间,进行着粮食以外的多种生产,并且把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,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环境。仅仅一两年时间,市场商品便丰富起来,本来凭票供应的商品,变得唯恐卖不掉。于是,门类繁多的票证,很快便失去了作用。城镇人们的生活,也因此进入了新阶段,大幅度地提升起来。

开放后城市进行着空前的开发,需要大量的劳动力。许多农民看到这样的机会,在忙好自己的农业后,便涌向城里,做起了农民工。接着,一些农民在城里找到了比做农业更好的挣钱门路,干脆放弃了农业,做起了在城里挣钱的人。初期,农民们进城是被限制和歧视的,但是,为了挣钱,农民们顾不了这些歧视条规,忍辱负重,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环境。

事实上,城市大规模的建设,是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。于是,农民工成了新的环境里新的人群。如今分田到户接近四十年了,农村各地都出现了一些经济大户,一般的农民也都没有了衣食之忧。当然,普通农民与其他阶层的人比较,还是有不小的差距,最显著的一点是,农民们没有养老金保险(只有象征性的养老补助,月仅近百元)。农村里人与人的经济差距也拉大了,有着贫富不匀的情况。但是,因为大体上都不再愁吃饭困难了,所以大部分农民们都认为,现在也算是发财了。

改革开放后,农民们的经济状况,和他们奋斗的经历,有目共睹,我不需要再连篇累牍地叙说了。我因为是农民,对农民们经济地位的提升,有着切身的感受,因此,自不量力地撰写了76万多字的《农家沧桑》和14万字的《三农今昔》,叙述了农民们一百多年来,以及生产队时期到现在的沧桑变化。这两本书已经出版,在百度上能够搜到,有兴趣的朋友,可以进行阅读。通过阅读,是能够了解近代农民们具体状况的。

谢谢能够阅读我这篇文章的朋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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